有时候爸爸妈妈一进门就要催我换衣服,他们可能会带我去赴一个饭局,也可能会带我去朝思慕想的大娘家里,也有可能是某个舞厅或者后来一时兴起的保龄球馆。在通辽的时候我的父母似乎真的有许多朋友,上至局长市长下到地痞无赖。我们常常在某个饭店吃着吃着饭便有人来敬酒打招呼,甚至坐三轮车的时常也会遇到个登车的问我“小姑娘从南方回来啦?”就算是现在,在我们已有几年的时间没有再踏上过那列杭州至齐齐哈尔的火车了的时候,还是会有许多装潢市场里的老板或者某个拉货的工人提起浙富,提起浙富的老板和老板娘,甚至是他们的女儿我。我的一个小学老师曾经这样训斥他的一个学生,“你回家问问你妈,也是你们装潢市场里的孩子,人家也贪玩,可是人家学习就是学习,上课从不走神溜号儿,你怎么就不学学人家好的呢!”是的,那个“装潢市场里的孩子”指的就是我。这件事情是另一个“装潢市场里的孩子”的妈妈告诉还在那边作生意的一个表姐的,后来我的表姐又把这个事情说给了我妈听。我通过我的妈妈知道了原来通辽还是有很多人记得我这么个“装潢市场里的孩子”的。
        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也是不外出的,只是吃好妈妈烧的晚饭后下楼去逛一圈。有一两年的时间我还要在某个固定的日子去学电子琴。我打小学东西就快,这对于一个天生就有点自负的小姑娘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那个时候我绝对是班级里学的最快弹的最差劲的一个。我小的时候顶讨厌的事情便是练琴。练琴这件事是这样的,你要先将这个曲子学会,要记住旋律指法节奏,在基本的掌握了之后便是无休止地在一个星期里重复地弹来弹去做着一样的事情。我又是向来只喜欢新的东西,讨厌重复与单调的,每每练琴的时候,便是我家最鸡犬不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在房间里追着我,拽着我,我就跑,边跑边喊“我不练我不练”,如果我是只小鸡的话,我相信我们家那个时候已经满屋子都是鸡毛了。后来我妈妈也拗不过我,学琴时光终于在我“我不练我不练”的哭喊声以及妈妈的愁眉苦脸中幸福且非常正确地结束了。
    我的妈妈的确常常拗不过我。比如我先前提到的关于食物与玩具的事情,记忆中我跟我妈就常常会有这样的对话。
    “蛋糕要不要”
    “玩具……”
    “那苹果要不要”
    “玩具……”
    “那牛奶要不要”
    “玩具……”
    “你到底要不要!”
    “玩具……”
    “明天给你买”
    “玩具……”
    “快吃,我说明天给你买就明天给你买!”
    “玩具……”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好笑。不过这一招真的很灵,而且屡试不爽。我的妈妈常常在万般无奈之下拖着我去到位于大娘单位隔壁的那家玩具店给我买下促使我吃饭的诱饵。然后她就跟玩具店老板娘聊会儿天,再顺便把我扔在大娘单位,最后自己找辆三轮车回家去。当时通辽还没有很多像样的玩具店,这一家是全城最新最大的。我妈妈领我去这一家的原因除了想把我安置在大娘那里以外,我想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他家还欠我们家“料钱”。我现在想来,我们家认识的人里大部分都是欠我家“料钱”的。在我的妈妈与玩具店老板娘聊天的时候我的心早已飞去了隔壁大娘的单位。我顶喜欢去大娘单位玩。那个时候大娘在五交化当营业员,她负责的是电视机这一块,一整面墙的电视机,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牌子播放的都是同一个节目,而且只有在这里我才能看到凤凰卫视中文台,我喜欢他们的台标,主持人说话的样子还有他们色彩斑斓的衣服。我的妈妈把我送到五交化以后就跟大娘说“气死我了,非要玩具,饭还没吃呢”。我的大娘,她是那样的宠爱我,她跟我妈妈说“你快走快走吧,待这儿烦死了”,说着就领上我去隔壁的副食品商店买些吃的,每次都有一盒奶油雪糕,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有时候大娘会给我买些旺旺饼干或者大白兔奶糖更或者是德夫巧克力,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就有德夫吃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九十年代的时候,东北地区卖电器的个体户还没有出现,那个老五交化在当时人气还是很旺的。可电视机毕竟也算是大件,所以大娘负责的区域人并不是很多。可我一到那里以后整个形式就要变了。我的大娘在给我买完零食以后便带着我在整个商场转上一圈,经过自行车柜台的时候,卖自行车的阿姨就喊一句“呦,干姑娘来啦”;经过卖电饭煲的柜台的时候,卖电饭煲的阿姨就喊一句“呦,老孙的干姑娘来啦”;我的大娘就这样领着我一路走过去一路听人家跟她喊“干姑娘来啦”,一直走到她自己的柜台。大娘跟他的同事刘舅说会儿话,问问他对象怎么样了。我呢,跟刘舅打个招呼后就坐到一个一米多高的红色台子上晃着小脚舀着冰淇淋看凤凰卫视。过了一会儿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商场里的人也少了,周围卖自行车卖电饭锅或者电暖气的阿姨们就都要跑过来看看这个被大娘宠爱着的干姑娘。这个时候,我的雪糕也吃完了,我就垫个凳子趴在大娘那个半圆形的柜台上拿一些广告纸在它的背面画画。这些卖东西的阿姨最喜欢来问我问题,比如“姑娘,你的双眼皮是真的吗,不会是去美容院剌的吧”,或者“姑娘,你的眼睫毛怎么能这么长呢,是假的吧”,最恶毒的一个是“姑娘,你说是你干妈好呢,还是你亲妈好?”通常,遇到这一类无聊的问题我大都是不做正面回答的,我只说“不知道”,然后继续低头画画。可是有一天,我这个小家伙不知道从哪里学来说,没有你的妈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你。于是,那一天我为了显示我的博学,我就说“当然是我妈好,因为没有我妈这世界上就不会有我。”这句话一说出口我便后悔了,那一天我分明感觉到了大娘的那一丝失落与尴尬。从那以后但凡再有别人问我谁更好之类的问题,我就一律答不知道。我想起来了,我小的时候是有一两样美味的东西的,那就是宏祥馅饼铺里的甩岫汤和馅饼。我喜欢去大娘单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每次到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大娘都会领我去五交化旁边胡同里的那家宏祥馅饼铺吃馅饼,并嘱咐老板娘给我往甩岫汤里加两个鸡蛋,汤里不要放葱也不要香菜,然后帮我拿上小碟子到上醋在一旁看着我吃。
    我的大娘和大爷,他们真是疼我,把我当成家里面的小女儿一样宠着我。在我长到很大的时候我还是喜欢跟我的大爷一起睡。我顶喜欢把头放在他的臂弯上。有时候我也喜欢趴在他宽厚的胸膛隔着他带有些烟草味的棉毛衫听他的心跳。在睡觉之前他会用满是胡茬的嘴使劲地亲我。有时候大爷在亲完我以后就会沉沉地睡去,看着他打呼噜的样子,我就觉得他简直是太丢人太好笑了。有人问我的大娘,你这样喜欢这个小姑娘,你的儿子不会生气?我的大娘很肯定地告诉她,不会。是的,我的杜研哥他从来
不会嫉妒我,他也一样疼我,像疼他的小妹妹一样。说到我的那个哥哥,那个“钱匠”老杜家唯一的大孙子,他真是天生一股贵族气。许多次,看相的都要一把拉住他说,小伙子你这面相真是好。我的杜研哥小的时候长的白白净净,天庭饱满,眉睫开阔,说话慢条斯理,剃着小平头,穿一件淡蓝色的洗的有些发白了的校服,脖子上永远整齐地戴着一条鲜红绸子做的红领巾,脚上的那一双白球鞋从来就没见脏过。夏天的时候,许多二百大街上的小男孩儿都会脱光了上衣满大街地跑,可是我的哥哥,“钱匠”老杜家的大孙子,他从来都不会这样。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唱得一首首好歌,有多好呢?他曾经在幼儿园里一边玩耍一边唱“小白菜呀,泪汪汪呀,三两岁呀,没了娘呀……”竟惹得旁边听他唱歌的老师禁不住落下泪来。在认识我之前,我的哥哥从不跟街上的那些孩子玩。当我和那些孩子翻墙头,在地上挖坑玩玻璃球,夏天里呲水枪的时候,我的哥哥就会去他奶奶在东头的小洋楼里,唱唱歌看看电视或者帮着打扫打扫卫生。杜研哥的奶奶家也是我长去的地方,她家离我们的商店很远,往往大娘会招呼我的杜研哥说“该去趟你奶家了”,于是,杜研哥便取出他的自行车载上我迎着一路的灰尘,穿过半个城市来到他的奶奶家里。杜研哥的奶奶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小时侯的我觉得她真美。我们一进门便喊“奶,我们来了。”她每次见我来便会说“哦,颜筱筱也来啦”,她把“筱”字拖的很长,我真喜欢她喊我名字的腔调。我每次去只要不是吃饭的时候,那小洋楼里就只三个人,一个奶奶,一个小保姆和一个太姥姥,对了,还有一对关在笼子里的鹦鹉。杜研哥的爷爷是老厂长,平日里忙的很,很少回家。太姥姥是奶奶的妈妈,大概是九十多岁的时候死的。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大爷和大娘就估摸着老太太可能熬不过这个冬。果然,当我们从南方过完年回来的时候就听说太姥姥死了。太姥姥活着的时候也不说话,她有时候躺在里屋的床上,那里有个声控的壁灯,有时候她就坐到客厅里来。太姥姥生得一双巧手,在她晚年神志不清的时候她还能纫针绣花,还画得一手好画。有一次她拉着我给我画了菊花、牡丹花、月季花……各种各样的花。小的时候,杜研哥的奶奶家也是我非常想去的地方,因为它的神秘,就像我喜欢牧仁叔叔是因为他的名字神秘,喜欢蒙族小保姆是因为她的蒙文信神秘一样。我常常想知道那个我从来都没有上去过的二楼是什么样子,想知道院子下面的地窖里都藏了些什么,想知道为什么奶奶这么老了还有个妈妈,想知道白天不在家的爷爷都在干些什么。年幼的我对奶奶家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我甚至常常在梦里梦到二楼的床和柜子的样式,梦到地窖里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大白菜,因为我曾经看到老姑父从地窖里拿上来过几棵大白菜。可我从来都不敢提出想去楼上或者地窖里看看,因为奶奶不是我的奶奶,她不像大娘或者大爷一样疼我,爷爷常常也都很严肃。
    我的杜研哥生来便带有一股贵族气,他从来都不跟二百大街上的孩子们玩,直到那年夏天他与我相识。那个夏天的中午,我穿着背心裤衩,头上戴着一顶有小风扇的遮阳帽,翘着个二郎腿半躺在一张塑料的白色躺椅上,一副鬼灵精的臭样子。我的头上是一棵繁茂的杨树,大人们都在旁边乘凉,我的另一旁有几个小孩子在玩玻璃球,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没有加入他们。我那很少能被二百大街上的孩子们看到的杜研哥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头顶上的那顶带风扇的遮阳帽。大热的天气,他依旧穿戴的整整齐齐,他弯下他那笔直的腰板问我“筱筱,你的帽子真好看,是哪里买的?”从那以后,二百大街上的孩子们中就多了个杜研哥的身影,可他看上去与我们那样的格格不入。当我趴在地上玩玻璃球的时候,他就直直地站在一边看着我,我们玩呲水枪的时候他也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只玩丢沙包,可有一次当我们在玩丢沙包的时候,平日里安静的他竟与对面街上的闫庭庭打了起来,只听“啪”的一声,我哥手里的一块砖头落到了闫庭庭的头上。我们俩见势赶紧往家跑,躲在屋子里大气也不敢出,直到闫庭庭带着他那个臭名昭著的爹找上门来。我的哥哥就站在那里不说话,我当然是要帮着他的,于是跑去跟街上的每一个大人说,是庭庭先打杜研哥的。就这样,从那以后,我们就不跟街上的孩子们玩了,也有可能是那段时间街上的孩子们都去了奶奶家里,我们没有人玩了。总之,从那时起,我和我的杜研哥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们两个就像亲兄妹一样。
    当我跟杜岩哥成了好朋友之后,我就很少趴在地上玩玻璃球,也不扒墙头了,我变成了一个跟杜研哥一样干净的小姑娘。更多的时间里,杜研哥会把一大盒拼图倒在他家的写字桌上,然后我们俩就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拼拼图,从一百块到两百块,从两百块到四百块八百块甚至一千多块,当我跟杜研哥在一起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又有耐心又乖巧的小姑娘。他甚至还常常带着我用挂历的背面出手抄报,他写字我画画。再后来当他的奶奶从北京给他带回一整套的《郑渊洁童话全集》的时候,我们两个竟一天到晚坐在那台老式录音机前录起了《皮皮鲁与郑渊洁对话录》,我念皮皮鲁,他念郑渊洁,那时的我们还都只念小学,我八九岁光景,他照我大两岁。现在想来,我们两个小时候真当做了好些伟大的事。